『嘿!我有些事情想跟妳說,可能不太方便在電話裡說,我們見面聊吧,來我住的地方』我拿著手機有些慌張地對那頭的她說。

我與她約定時間後,再次拿起了電話打給了幾個知道我感染狀況的朋友,告訴他們我打算把現在的情況告訴她,這些撐著我在當時往前走的朋友們,義不容辭地就答應我要陪著我「出櫃」;其實我記不清楚為什麼當時我想這麼做,只依稀的記得在那時候即使表面再怎麼堅強,對家裡再怎麼疏離,似乎都還渴望一些的聯繫,思考後我選擇告訴她,因為她對我來說是最能夠坦承,也最能夠接受新的事物的家人。

見面的那天,這些朋友們提早地到了我當時的住所,我們擠在室友的房間裡仔細地商討待會誰要負責說哪個部分,就像一場公司的會議一樣,仔細的分工,有位醫療專業背景的朋友很當然得被分配到講一些關於HIV在醫療上可能會遇見的問題,跟實際上感染者到底可以繼續生活多久,其他朋友與室友們也忙著幫我處理再出櫃前我自己緊張到不行的情緒。

過一陣子,她到了捷運站,我們走過一條長長的路回到我的住處,在那條路上顧左右而言他的聊著天,似乎還在渴望逃避著些什麼,並且告訴她待會家裡有其他朋友會參與我們的聊天,就是沒有勇氣自己開口對她說;走上每天回家都需要走的五層樓樓梯,那天似乎特別的喘,可能是因為緊張,也有可能是因期待她會接受這樣子在世人眼裡不堪的我。

進到室友房間裡時,我簡單了介紹了每個朋友是誰,來自什麼行業,在有點緊張的狀況下,當然也在言談中塞了很多不重要的話語,在幾番的掙扎後還是說出口了『我感染了』,記得當時的我並沒有能力在家人面前說出HIV或者愛滋這些很直接的字眼,也許是我自己也從未對我自己說過我已經感染HIV了。

她聽見後並沒有訝異,只詢問了「那你身體狀況目前如何?」,『目前CD4跟病毒量數字都還不錯』我簡單的講了一下我的狀況,此時那位醫療背景的朋友也給了一些專業的解釋,她點點頭似乎沒有太大情緒的波瀾,當時的我說我想要抽菸,我與她就走到租屋處的廚房,廚房其實是陽台,有一大片玻璃窗,她不喜歡菸味,於是我打開廚房的抽油煙機讓香煙往上面捲,嘎嘎轉著的抽油煙機風扇,把不知該如何填補的空白填上了聲音,一切都如預期的一天,沒有額外的爭吵與波瀾。

2016年11月21日我已經跟出櫃了五年,她出國了,但在每一次短暫的見面中,我發現我自己越來越勇敢地跟她談論HIV,從自己的身體狀況,一直到最近可以用我的身分邀請她寫一封信給我,再到當時看到愛滋歧視事件時,我能夠憤怒的跟她抱怨,這個社會對愛滋感染者還有多少的歧視;對她出櫃五年了,雖然有時候我仍然需要躲在櫃子裡跟這個世界接觸,但謝謝我親愛的她也謝謝這一路無怨無悔撐著我走過來的朋友,你們讓我知道,你們愛的是我,而不是我生了什麼病,也不是我現在在什麼狀態之中,謝謝你們還願意期待我能夠有個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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